克敌先机，今天中国女排对战意大利结果会怎么样？
很看好中国女排能够拿下这场比赛，但相信场上的局势肯定会在伯仲之间。
中国女排并不差于意大利这句话很早之前就想说，中国女排的能力，综合实力并不差于意大利。虽然意大利是开赛来被外界交口称赞更多的那一队。但，她们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。
我们充分的了解自己的能力，朗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中国女排的实力是排在 5-8名的，但我们是有冲击奖牌的能力的。
意大利并不完美，她们也有缺点。她们的一传也不是那么无坚不摧。我们清楚自己的优势，清楚自己的劣势，也明白对方的优势、劣势。我们很清楚我们该怎么办。意大利也同样，当一切都清楚的摆上台面后，就看发挥了。
正常的打球，正常的来我们在之前就是那么赢球的，我们延续这样的赢球方式就好，延续自己的特点。很多人都去称赞艾格努的能力，希望去限制住艾格努。但，我们要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她的档次在那里，能力在那里，我们不可能限制住的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限制，但重点是发挥我们的优势。
到了这个份上，不是讨论谁强谁弱的时候，而是讨论自己敢于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。女排精神是中国女排的骄傲，我们不怕，支持女排。
是诸葛亮厉害还是司马懿厉害？
谢谢邀请。司马和诸葛究竟谁的智慧更高，就情感而言，很多人会给诸葛投一票，而若以成败论英雄，则司马懿显然更占上风。
所以，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细细分析一下，看究竟谁更胜一筹？
首先，对于当时天下形势的判断，两人颇有相似之处。司马懿见汉朝国运已微，不想在曹操手下，便借口自己有风痹病在河内隐居；诸葛亮亦有同样判断，他也不想在刘表手下出仕，所以长期在隆中隐居。
其次，两人出来做事都是因为政治人物的力邀。刘备三顾茅庐，请诸葛亮出山。而曹操征召司马懿亦有两次，第一次是建安六年，第二次是建安十三年。差别在于刘备是使软的，曹操则使硬的，对使者说，“若复盘桓，便收之”。司马懿畏惧，只得就职。
第三，出山之后，两人都不是一下子成为首席智囊。与演义中的夸张不同，历史上诸葛亮一开始并未参与刘备阵营的军事谋划，赤壁之战后，他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，具体事务是：督令零陵、桂阳、长沙三郡，负责调整赋税，充实军资——也就是说他是搞后勤的。至于司马懿，一开始做的是文秘工作（文学掾），后来又做曹丕的文教侍从（中庶子)，曹操的军事参谋（军司马）、曹丕的秘书长（丞相长史）等官职，主要就是给曹操、曹丕出主意。
第四，诸葛亮当大政是在刘备死后，司马懿真正出头也是在曹操死后。诸葛亮的地位大家都清楚，咱讲一下司马懿。曹丕时期，下诏对司马懿说：“吾东，抚军当总西事；吾西，抚军当总东事。”曹丕死后，司马懿又成了辅政大臣。所以此后便是诸葛和司马的对峙。
在三国演义里，我们常看到诸葛亮如何聪明，司马懿如何被戏弄的情节。但事实并没有如此，司马懿没犯太大的错误，唯一的错，可能就是张郃的死，与他有莫大关系（感兴趣的话，就专门问这个问题，另答）。
对于自己的对手，司马懿的判断是：1、诸葛亮两次出祁山，一次攻陈仓，都受挫而返。即使以后他还会出兵，将不再攻城，而是寻求野战。2、诸葛亮常以粮少为恨，回去后必然广积粮草。3、亮志大而不见机，多谋而少决。所以他的结论是：“（诸葛）已堕吾画中，破之必矣。”
应该说，就大局而言，司马懿的话一点都没错，诸葛亮最终还是输给了他。
大家所不知的是，诸葛亮死后，蜀汉发生杨仪、魏延内讧事件之际，司马懿曾打算乘此机会，一举灭蜀——但曹睿觉得没必要，就此作罢。
事实上，如果给诸葛亮和司马懿完全相同的条件，我也认为诸葛亮更可能是最后的胜者。但在当时的魏蜀悬殊对比之下，司马懿毫无疑问成了掌握主动权的那个人。司马懿的一生，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失败，对诸葛亮，你不能不说他是胜者；对孙权，他也是胜者；对公孙渊，他更是胜者。
所以这么说吧，司马懿是一个善于用好自己手里每一张牌的人，在这样的人面前，哪怕是诸葛亮，也占不到太大上风。
当然，司马懿最大的长处，还在于他生了两个智商极高的儿子，司马师和司马昭，都比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更有政治手腕和权力地位。
万年象棋大招版如何下？
万宁阵法：移动一个棋子后，棋盘上随机出现xx个棋子
四方阵：移动一个棋子后，在周围出现xx个该棋子
梅花阵：移动一个棋子后，棋盘上随机出现xx个携带未知棋子的花苞，并在下一回合绽放，未绽放前无法使用也无法被吃
八卦阵：敌人移动的棋子变成我方棋子
克敌先机：敌人需要吃xx个棋子才能将军
五雷阵：敌人移动的棋子将被摧毁
分裂阵：发生变动的棋子将进行xx次分裂
毒杀阵：在己方棋子周围的棋子将被摧毁
血狱影杀阵：移动棋子后，在棋子周围随机出现棋子
困龙阵：移动棋子后，对方只能移动一个随机的棋子
水浒传中杨志和林冲谁的武功高？
杨志与林冲的武功，可谓是各有所长，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。林冲上梁山时，因为要纳投名状，在梁山下与杨志打过一架。这一仗总共杀了五十个回合，杀到“分际”时，就被王伦叫停了。
于是，有人说是杨志输了。为什么是杨志输了呢？难道不可以说是林冲输了吗？
“分际”到底是什么意思林冲、杨志的这场打斗，是《水浒传》中最精彩的朴刀决战，谁赢谁就是书中的朴刀第一名，便是“天下无对”了。
但是，书中说，两个又斗了十数合，正斗到分际，只见山高处叫道：“两位好汉不要斗了！”
这一声是王伦喊出来了的，听到王伦的喊声，“蓦地跳出圈子外来”。也就是说，林冲先脱离了战斗。
这个情节就非常有争议了，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：“分际”。
这个词有两种解释，一说是打斗到紧要关头，快要分出胜负了。另一种意思则恰恰相反，说的正是难分难解的意思。
第一重理解，便说王伦观看了两人的恶斗，认为可以留下杨志，收为心腹，以制衡林冲。所以，看看杨志要败了，担心林冲杀了他而叫停了两人的厮杀。
书中也确实写了王伦的心思，但是，这不能作为判断这场打斗的胜负依据。假如是杨志败了，为什么是林冲先跳出了圈子呢？按照有的朋友说的，谁先退出战斗，谁就感到吃亏了，反倒是林冲败了。
为了给“水浒阴谋论”圆场，很多朋友又反说过来，一定要认定是林冲赢了，这样，才好得出林教头武功超过了关胜，然后被宋江打压的结论来。
其实，林冲、杨志并没有分出胜负，此处的“分际”，当真就是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意思。
施耐庵是如何设计单挑胜负的说“分际”就是难分难解的意思，我只说两条理由，以供朋友们参阅或者讨论。
第一，我们得以文本为依据，按照文本语境来理解“分际”的含义。
《水浒传》写战斗场面，尤其是两将单挑，不像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（《三国演义》）那样，动辄上百回合，甚至两三百回合。施耐庵写单挑，是以五十回合为上限，打到四五十回合，就不再打下去，必定得有一个人先退出战斗，否则，怎么收场呢？
同时，还会设定“鸣金”、叫停等细节，来结束战斗。有意思的是，谁鸣金就等于谁输了，这种比较奇怪的说法，《水浒传》绝对不支持。比如关胜征讨梁山，林冲、秦明双战关胜。书中写道，这场战斗打得很激烈，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中“三英战吕布”一样，如走马灯般的扬起征尘，迷蒙了战斗场面。
虽然打了很久，展示了梁山五虎将的战斗力。但是，关胜后来自己承认，“看看输与他了”。关胜打不过两员五虎将，然而，鸣金的人却是宋江。
我们先撇开“水浒阴谋论”不说，仅以“鸣金”而言，在《水浒传》特殊的文本语境里，并不是评判胜负的一大标准。
第二，“分际”有“纷际”的语义，分际，含有难分难解的意思。
从林冲与杨志的战斗理解，两人先是打了三十几个回合，书中有一处停顿，接着，又打了十几个回合，总共就是五十几个回合了，达到了施耐庵的单挑回合上限。所以，从文本语境来理解，就是“纷际”的意思。
两人打到三十几个回合时书中的停顿，实际上也解读了“分际”是“纷际”的意思，杨志、林冲并没有分出胜败。
“分”有各半、均等的意思，为什么“分际”就一定要解读为分出胜负了呢？
以施耐庵的文本语境来讲，林冲、杨志胜负各半，打到回合上限，就得分开了。
林冲、杨志的武艺各有渊源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，这个职位恰恰就是他武艺高强的最好写照。那么，林冲的武艺是什么来历呢？这一点，恐怕从来就没有人说清楚过。
鲁智深在菜园子与林冲相会时说过一句话，“年幼时也曾到东京，认得令尊林提辖”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提辖，都被施耐庵写成了武功高手，比如鲁达、杨志、索超、孙立。因而，林冲的父亲在京师做提辖，武功也应当是很高的——这也是从文本语境得出的结论。
所以，林冲的武艺首先是家学。然而，书中却说，林冲上阵打仗时，却用的是丈八蛇矛。这件兵器严格来讲，可以说成是“张家枪”，出自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张飞的兵器。那么，林冲的枪法又是跟谁学的呢？
对于这个疑问，施耐庵早就在暗中做了解答，林冲的枪法恐怕是跟他的岳父学的。
林冲的岳父就是张教头，施耐庵这么一写，大概就是为林冲丈八蛇矛的来历做了注脚。张教头是不是禁军教头，书中没有写，但从姓张、教头这两个文本语境来理解，施耐庵是有意为之。
林冲的家学功底很深厚，枪法也大有来历，可谓正宗的“丈八蛇矛”传人。所以，施耐庵就把他写成了“豹子头”，还叫他“小张飞”。施耐庵的文本逻辑非常清楚。
杨志的武艺来历则比较明白，他就是五侯杨令公之孙，累代将门之后。而且，本人还应过武举，做了殿前制使。杨家将用的是什么兵器，《水浒传》中并无交代，若以宋元平话，以及明代初期的小说来看，这家人有用刀的，有用枪的，甚至还有用棍的。
因而，杨志应当与林冲一样，武功的综合实力都是超一流的。两人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武艺相当，半斤八两，谁也不能赢谁。
这其中，还可以拿呼延灼来做评判。林冲、杨志都曾与呼延灼打过，也都是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败。不过，这两场战斗还是有些微区别的。林冲斗呼延灼，是两将都没有跟别人打过的前提下展开的单挑。杨志则是在呼延灼先跟鲁智深打了五十个回合才出战的，体能上还是稍微占了点便宜。
那么，是不是可以拿呼延灼为标准，说杨志的武功稍微低于林冲呢？
林冲、杨志的排名不代表武功的高低梁山好汉排座次，然后进行分工。排座次时，林冲第六位，杨志第十七位，位置还是比较悬殊的。大分工时，林冲位居五虎上将第二，杨志则是八骠骑第三。
有人说，梁山好汉排座次是宋江搞的阴谋，故意打压了要造反的林冲。这是最为经典的“水浒阴谋论”，是脱离文本的污蔑梁山好汉。
梁山排座次，是道家北斗七星群中的星煞大聚义，是按照人物——绰号——星号的对应关系，排定的座次，哪有什么阴谋呢？
同时，梁山排座次，是不论武功、不论出身、不论资历的，是施耐庵在每个人物出场时，就以他们的职业、行为、状貌、兵器，等等，分别给了一个绰号，然后，按照绰号与星号相同的含义，自动对号入座。如此，便基本上与武功无关了。
难道说，梁山好汉的状貌、兵器、……绰号等等符码，都是宋江决定的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个道家神话传说，也是宋江捏造的？
大分工也基本上是以梁山好汉的特点，进行的人力资源配置。我觉得，梁山好汉在大分工之后，可谓是各得其所，真正做到了人尽其用。同时，施耐庵所设计的排座次、排名，基本上是有所隐喻的，不是刻意解读谁的武功高低。
前七十回书中，隐藏着梁山好汉的抗金故事，林冲、杨志都是后文故事的重点伏笔。
林冲在朱贵酒店题诗，说自己将“京国显英雄”、“威镇泰山东”。从鲁智深的“遇林而起”来解读伏笔故事，则林冲将与花和尚以大相国寺为据，参加汴京保卫战……。
杨志则说自己“指望把一身本事，边庭上一枪一刀，博个封妻荫子，也与祖宗争口气”。
这两个好汉的话不会白说，施耐庵也不会如此写小说，没了后文的照应。
史料记载，“招安巨寇”杨志曾经在老种（种师道）所统帅的部队中，效力与种师中，以“选锋首”的身份，率领“选锋军”参加过北宋的抗金。这是《水浒传》伏写梁山好汉抗金的重要历史线索，“选锋首”其实就是先锋敢死队队长。
所以，施耐庵专门安排了一场大名府比武，杨志与急先锋大战了一场。按照《水浒传》的地理位置设定，大名府就是在抗金的一线（施耐庵把“北京”这个概念混为一谈，是大有寓意的）。
所以，杨志、索超都进入了八骠骑，而且，兼“先锋使”。
八骠骑兼先锋使虽然比五虎将显得略低了点，但是，书中的“五虎将”做先锋的次数却比正牌的先锋使还多，到底是是“先锋使”呢？
大名府之战，施耐庵着意描写了战斗场面，其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，点明了青面兽杨志的武功是何等的高强。这句话就是“杨志逞威，拈手中神枪，来迎索超”。
书中只写过两次“神枪”，除了杨志手中这杆枪被写成“神枪”而外，就是史文恭的丈二朱樱枪。书中说：“史文恭奋勇赶来，神枪到处，秦明后腿股上早着，倒攧下马来”。
如此说来，杨志都可以与史文恭比个高低，杨志的武艺还会输给林冲吗？
为害明朝江浙沿海多年的倭寇？
这个问题我来回答：
可以肯定为害多年的倭寇，应该不是政府行为，因为那时候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，封建诸侯割据。
我从三方面说一下为害明朝的倭寇之祸：
一、倭寇问题的源起
十四世纪初叶,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,封建诸侯割据，互相攻战,争权夺利。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,就组织武士、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。历史上称为”倭寇”。
明朝初年,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,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,“岛寇倭夷,不时出没”,“乘间辄傅岸剽掠,沿海居民患苦之”。洪武二年(1369年),倭寇“数侵掠苏州、崇明,杀掠居民,劫夺货财”。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给予有力的打击,“斩获不可胜计,生擒数百人”。但倭寇并不因此敛迹,仍“时出剽掠,扰濒海之民”。 为此,明太祖朱元璋曾数次派遣使者到日本,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的劫掠活动,但“不得要领”。
于是明朝政府便大力加强海防,筑城列寨,增置卫所,添造战船,增派戍兵。洪武四年,命靖海侯吴祯籍兵十一万增强沿海卫所。洪武五年,“命浙江、福建造海舟防倭”。第二年,又命沿海卫所“增置多橹快船”以便追击。洪武十七年,“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。筑山东,江南、江北,浙东、西海上五十九城"。
洪武二十年,“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福、兴、漳、泉四郡视要害,筑海上十六城,籍民为兵,以防倭寇”。 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置了五十多卫,计有士兵二十余万。战船的配备也很齐全,沿海卫所,每百户设船一,每千户所船十,每卫五所,共船五十,每船旗军五十名。洪武时期,由于明朝政府加强海防,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。
永乐时,明太宗朱棣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,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。永乐九年(1411年)正月,命丰城侯李彬、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、福建舟师剿捕海寇。十四年,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,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。十七年,总兵刘荣(即刘江)又于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。
望海埚,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,距金州城七十余里,是辽东沿海的要塞,“凡寇至,必先经此”,而且地势高广,可驻兵千余。刘荣任辽东总兵后,巡视至此,发现其军事价值,遂上疏以石垒堡,置烟墩瞭望。有一天,守候烟墩的士兵报告:“东南夜举火有光。 ”刘荣判断定是倭寇将至,马上派遣马、步官军开赴望海埚的城堡备战。第二天,果有二千倭寇乘船前来。刘荣让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,又派百户江隆帅壮士“潜绕贼船,截其归路”。他与大家约定:“旗举伏起,鸣炮奋击。
”不久,倭寇来到埚下,刘荣举旗鸣炮,伏兵遂大起奋勇杀敌。倭寇大败，死者横仆草葬，余众奔樱桃园空堡。官军追上前去将之包围,纷纷请求入堡剿杀。而刘荣为了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,不答应士兵的要求,采用了“围师必缺“的战术,“特开西壁以待其奔",并分两翼夹击结果歼灭了大部敌人。少数倭寇走脱找船,又被江隆所部擒拿。战斗结束,全歼了人侵者,“生擒数百斩首千余”。望海埚之役是明初对倭作战的第一个大胜仗,从此,倭寇就不敢进行大规模的侵扰。
二、明朝中期倭寇再次猖獗
1、倭患的再次侵扰
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,到明世宗嘉靖时又猖獗起来。日本南北朝的战乱,最后以南朝的失败而告终。十四世纪末,就由北朝的足利义满建立了室町幕府的统一政权。但到十五世纪后期,日本的封建藩侯又纷纷割据称雄,足利氏的政权“名存实 亡”,“虽号统于一君,近来君弱臣强,不过徒存名号而已。其国尚有六十六国,互相雄长”。这一时期,日本历史上称之为“战国”时代。
这些众多的日本诸侯国,都争着要与明朝通商,但又受到“朝贡”贸易的限制,于是就用武装在中国沿海抢掠,形成了，比明朝初期更为严重的倭患。 而明朝自明英宗正统十四年(149年)“土木之败”以后,国势日益衰弱,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时,海防废坏,浙、闽沿海卫所,战船、哨船,十存一二”,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,倭寇"剩掠辄得志,益无所忌,来者接重”,倭患日益严重起来。
嘉靖二年(13年)五月,“日本诸道争贡”,争着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,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，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”。宋素卿原是宁波人,后来投奔日本。“故事,番货至,市舶司阅货及宴坐,并以先后为序”瑞佐后于宗设,但宋素卿很狡猾,他贿赂市舶太监,先阅瑞佐的货物,设宴时又使瑞佐上坐。宗设不平,遂杀瑞佐,直追宋素卿到绍兴城下,还杀了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、千户张镗等,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。这次争贡事件,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、将佐的无能和吏治的腐败,使日本封建主武士、商人更加轻视中国。
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,争贡事件的起因不在市舶,而在于掌管市舶内官贪受贿赂,应该裁撤内官，整顿加强市舶管理。但明朝的些官员却认为“倭患起于市舶,于是罢市舶不设。自罢市舶之后,目本船舶到中国就投托沿海的豪绅奸商。这些豪绅奸商有的乘机侵没商货,日本人就用抢掠来进行报复;有的则与之互相勾结,于沿海地区进行劫掠,使得倭患更加严重。
在巡按浙江御史陈九德的提议下,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明朝政府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,提督浙闽海防军务。朱纨到任后,着力整顿了海防,“日夜练兵甲严纠察”,捕杀了与倭寇、佛郎机(葡萄牙)有勾结的豪绅奸商，海盗头领李光头等九十六人。
这就触犯了闽浙豪绅地主的利益,他们指使在朝的间浙官员“劾(朱)纨擅杀”,朱纨被逼自杀。于是“海寇大作”。
2.倭寇与中国海盗的勾结
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,是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。明朝中叶时,我国沿海的商品经济有着比较迅速的发展。海外贸易可以牟取厚利,“输中华之产,驰异域之邦,易方物,利可十倍”。因此,沿海“海商大贾”、“浙闽大姓”为了牟取厚利,就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。明朝政府虽严加禁止,但闽浙沿海豪民仍“多造巨舶,向外洋交易”,“法不能止”。
他们起初大多是“各船各认所主,承揽货物装载而还,各自买卖,末尝为群”,后因海上“强弱相凌,互相劫夺,因各结踪,依附一雄强者,以为船头”,于是形成“或五十只,或一百只,成群分党,分泊各港”的情形。这种成群分党的结踪,成为当时武装走私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,其中的首领称为“舶主”。这种海商,起初主要是走私贸易,后来发展成为亦商亦盗,“于沿海兼行劫掠”。
这些海盗船只,停泊于渐江的双屿、福建的月港、广东琼州各港等沿海地区,在海外,如满剌加、吕宋和日本等地都有他们的行踪。 当时著名的海盗有汪直(王直),徽州歙县人,出身商人世家。嘉靖十九年(1540年),汪直和他的同伴叶宗满到广东打造了海船,“置硝黄丝绵等违禁货物,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"。
起先,汪直加入许栋的海盗集团,许栋死,汪直就成了这集团的首领,建造了更大的海船,“巨舰联舫,方一百二十步,容二千人,木为城,为楼橹四门,其上可驰马往来”。 船上武装齐备,不仅有刀枪弓矢之类,并且有当时的新式武器如佛郎机(炮)、鸟铳等。当时“海上之寇,非受直节制者,不得存”。徐海是另一个有名的海盗,南直徽州人,当过和尚,自称“天差平海大将军”。
许栋也是一个大海盗,饶平黄岗人,或曰歙人,嘉靖十九年(1540年),与李光头等百余人人海进行走私贸易,“私招沿海无赖之徒,往来海中贩鬻番货”。其他有名的海盗还有陈东、叶明、许朝光等。 海盗李光头等人与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结,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剽掠。汪直、徐海、陈东、叶明等,把日本作为他们海盗活动的大本营。嘉靖时在中国沿海进行侵扰的倭寇,往往是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。
如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(155年)正月“率和泉、萨摩、肥前、肥后、津州、对马诸倭入寇”,先后抢掠崇德、湖州、嘉兴、苏州、常熟、崇明等地。 同年,陈东“率肥前、筑后、丰后、和泉、博多、纪伊诸倭入寇”,先后剽掠南汇、金山、崇明、上海等地。第二年,叶明“率筑前、和泉、肥前、萨摩、纪伊、博多、丰后诸倭人寇”,先后抢掠川沙、乍浦等地。汪直则更为狷獗,据日本“萨摩洲之松浦津,僭号曰京,自称徽王。部署官属,咸有名号。控制要害,而三十六岛之夷,皆听其指使”。 他经常派遣徐海、陈东、萧显、麻叶等勾结倭寇入掠。
嘉靖三十年(1553年)三月,“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,连舰数百,蔽海而至。渐东、西,江南、北,滨海数千里,同时告警”。由于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,所以嘉靖时的倭寇才敢于深入到中国内地。 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,侵掠漳州时,“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,悉素知之。拘系一大寺中,命以金帛赎身,各限以数。不如数者,腰斩锯解之”。倭寇对我国东南地区大肆烧杀抢掠,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。
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,倭寇在昆山“分掠村镇,杀人万计”,“烧房屋二万余间”,“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,境内房屋十去八九,男妇十失四五”。 3.王江泾大捷 由于倭寇猖獗,明朝政府于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复设巡视重臣,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,巡视浙江及福、兴、漳泉四府。
王忬到任后,曾于浙闽沿海地区对倭寇及汪直、毛海峰等予以打击。“复广为侦刺,凡沿海大猾为倭内主者,悉系之,按覆其家。”从此倭寇如同瞎子聋子,“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”。其在海中的船只,也得不到菽粟火药等的接济,“往往食尽自遁”。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城墙的府、州、县,“计寇缓急,次第城之”,建城三十余处。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,“忬去,而浙复不宁矣”。 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五月,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御倭,“不解部务,总督江南、江北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湖广诸军,便宜行事”。
当时,倭寇二万盘踞在南直华亭(松江)柘林川沙洼,“其党方踵至”。张经每天忙于选将练兵,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。可是,这时却来了个工部右侍郎赵文华,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。 赵文华,浙江慈溪人,在国子监读书时,严嵩任祭酒,对他很看重。后来做了官,严嵩也日益贵幸,遂相与结为父子。
因东南沿海倭患严重,赵文华提出七条建议,其第条是“请遣官望祭于江阴、常熟”,企图以祭祀海神解决倭寇的侵扰。对于这种荒唐的建议,昏庸迷信的明世宗竟予批准,“即遣(赵)文华祭告海神”。 赵文华来到东南地区,适逢张经正筹划彻底歼灭倭寇的事宜。张经自以地位比赵文华高,“心轻之”。
赵文华与浙江巡按胡宗宪相亲昵,屡次催促张经出兵,张经一直“守便宜不听”,赵文华极不满意,即写密疏诬告张经“糜饷殃民,畏贼失机,欲俟倭饱飚,剿余寇报功”。 就在赵文华诬告张经而明世宗决定速捕张经的时候,张经指挥军民取得了一次抗倭大胜仗。倭寇北走平望,张经令俞大猷邀击。倭寇行至王江泾,永顺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,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蹑其后,遂大败之,斩首二千级,其余漏水而死者无数。残余奔窜柘林纵火焚其巢,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。自有倭患以来,“王江泾之捷“为战功第一。
王江泾大捷后，给事中李用敬等上言:“王师大捷,倭夺气,不宜易帅。”可是,昏庸的明世宗以“党奸”把李用敬等杖打五十，并削职为民。不久,张经便被解到京城。张经详细报告了战斗经过,陈述了自己的功劳,要求恕罪。明世宗不答应同年十月,张经被斩首。有功不赏而反被处以死刑,黑白顺倒可谓达到极点。 赵文华在王江泾大捷后上疏冒功,说是由于他和巡按胡宗宪的“督师”,方才取得这次胜利。
他还推荐胡宗宪升任浙江巡抚。明世宗“益以(赵)文华为贤,命铸督察军务关防,即军中赐之”。赵文华自此“出总督上,益行无忌”。文武断吏“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,牵制兵机,纪律大乖,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，下贼寇愈炽"。后来胡宗宪又因赵文华的推荐做了总督。
嘉靖三十五年(56年)、三十入年胡宗宪虽然诱杀了徐海、陈东、叶麻和汪直等人,倭寇的凶焰有所减煞,但“新倭复大至”,对闽、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。
4.戚继光练兵和抗倭斗争的胜利
正当倭患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,明朝军队中出了个抗倭名将戚继光。他和另外一些抗倭将领精心组织抗倭斗争,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,终于将猖獗的倭寇彻底平定。 戚继光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父亲去世后袭官登州卫指挥金事,嘉靖三十二年升任署都指挥佥事,管理三营二十五所,专门负责防御侵犯山东一带的倭寇。
嘉靖三十四年秋天,调任浙江都司佥书,司屯局事;第二年,被推荐为参将,“分部宁(波)、绍(兴)、台(州)三郡”,不久又“改守台(州)、金(华)、严(州)三郡”。戚继光到浙江后,为了克服“卫所军不习战”的弱点,决定在“俗称懔悍”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,组织、训练一支新军。
他之所以选定义乌作招募地点,那是因为当时这里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械斗,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嘉靖三十七年,处州山区的矿夫流动到义乌城南八保山开矿。当地大族陈大成、宋廿六为首的陈、宋两家人多势大,不允许外县人在这里开矿,双方于是发生冲突。大规模的武装械斗自夏至冬发生了三次,死伤数千人。最后由于天寒雪大,械斗才告停止。这一械斗事件,风闻远近,戚继光对其自相残杀极为痛心,但也国此而发现了当地的彪悍风俗,于是他向上司要求到义乌募兵。
他的要求被批准,嘉靖三十八年(159年)秋,他亲自来到义乌,招募了三千人,组成一支以农民和矿夫为主要成分的军队。 对于招募来的新军,戚继光进行了精心的训练。在训练中他注意引导士兵认清自己的职责是“杀贼”(即抵御倭寇),不许扰害百姓。戚继光严肃军法军纪,他训导士兵说:“古人驭军,有兵因天雨,取民间一笠,以遮铠(即甲也)者,亦斩首示众。”
戚继光还创造了被称为“鸳鸯阵”的战术,用以操练士兵。这种战术将盾牌、狼筅、长枪、叉、钯、棍、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,各尽所能,密切配合。打起仗来,挨牌手在前面“低头执牌前进”,其余兵仗“紧随牌进”,“筅以救牌”,“长枪救筅”,“短兵救长枪”。倘情况有变,鸳鸯阵还可变为三才阵”、“两仪阵”,调整队形排列。
经过两个月的训练,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,开赴抗倭战场。由于它英勇善战,屡立战功,被誉为“戚家军”。 嘉靖四十年(1561年)倭寇大掠浙东的桃渚、圻头。戚继光率部急趋宇海,“扼桃渚”,在龙山大败倭寇,追击至雁门岭。
倭寇逃遁,乘虚袭击台州。戚继光回军与战,“手歼其魁”,尽驱其残余至瓜陵江,将之全部歼灭。进犯桃渚的倭寇刚被消灭,圻头的倭寇又向台州进犯,戚继光在仙居截击,使倭寇“道无脱者”。戚继光先后九战皆捷“俘灭千有奇,焚溺死者无算”。此后,总兵官卢镗、参将生天锡又在宁波、温州一带大败倭寇,于是浙东的倭寇遂告平定。
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,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自温州而来的倭寇,汇合福宁、连江的倭寇,攻陷寿宁、政和、宁德;自广东南澳转来的倭寇,与福清、长乐的倭寇相会,攻陷玄钟所,延及龙岩、松溪、大田、古田、莆田。当时,宁德附近海中有一小岛,名横屿,倭寇在此结下大营,明军不敢攻,“相守逾年”。
新到的倭寇营于福清的牛田,而其“酋长”营于兴化东南,互为声援。福建明军对付不了,连连告急,于是戚继光被调入面剿倭。戚继光先攻横屿,他让士兵每人拿一束草,填濠而进,结果大破倭寇的巢穴,斩首二千六百级。 乘胜至福清,打败牛田的倭寇,倭巢被端掉,余寇逃向兴化。戚继光紧追不舍,“夜四鼓抵贼栅”,连克六十营,杀死倭寇一千多人。
第二天黎明,戚家军开人兴化城,兴化人才知形势大变,“牛酒劳不绝”,戚继光于是班师回浙。戚继光还浙后,又有大批新倭来到福建,围兴化城一个月,继之攻占两个月,破平海卫。 为了解决福建的倭患,明廷调俞大猷做福建总兵官,以戚继光为副。
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四月,戚继光至闽,与刘显、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,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,刘、俞的部队相继突入,“斩级二千二百”。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,世荫千户,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。第二年春,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、漳浦蔡丕岭等地,斩获颇多余倭“掠渔舟出海去”。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。
福建倭寇平定后,广东东部还有倭寇二万多人为害人民。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,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,负责对付倭寇。在吴桂芳的支持下,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俞大猷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,将之擒斩殆尽。于是广东倭患也得解除。
至此,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。 抗倭战争的胜利,是中国广大爱国军民与戚继光为代表的抗倭将领共同奋斗的结果。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广大群众的贡献。他们积极支持爱国将领的抗倭斗争,有的还自发地主动地进行了英勇斗争。
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,倭寇围攻嘉定,城内丁千斤、马八百两人慷慨激昂地对人说:“天既惠吾勇力,义当杀贼为地方死,宁忍倭寇跳梁,中原沦陷,以使嘉邑生灵涂炭耶!”于是,他们就组织人民守城。在一次战斗中,他们冲入敌群,击杀倭寇数十人,保卫了嘉定城,丁千斤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三、倭寇问题的平息
明朝初期与日本之间虽有通商贸易和文化交往,但当时采取的基本是闭关政策”除官方进行的“朝贡贸易”外,却不许民间岀海贸易。到了明中叶嘉靖时,因倭寇猖獗,明朝政府更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。 嘉靖二年(1523年)发生“争贡之役”,明朝政府便加强海禁。
嘉靖三年四月严定律例,凡“番夷贡舡官未报视,而先迎贩私货者”,或“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”,或“揽造违式海舡,私鬻番夷者”,都要从重论罪。嘉靖四年八月,又下令“海舡,但双桅者,即捕之,所载即非番物,以番物论,俱发戍边卫”。
嘉靖八年十二月,又“出给榜文,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,居积番货,以为窝主,势豪违禁大船,悉报官拆毁,以杜后患,违者一体重治”。嘉靖十二年九月,又下令“一切违禁大船,尽数毁之,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,其邻舍不举者连坐”。嘉靖三十六年朱纨任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。他为了清海道防倭寇,“于是革渡船,严保甲,搜捕奸民”,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,连下海捕鱼等活动和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断。
明朝政府原想用这种严厉的“海禁”政策来防止倭寇的侵扰,但推行的结果,却适得其反。因“商道不通,商人失其生理,于是转而为寇”。而东南沿海的农民、渔民“资衣食于海”,因“海禁太严,渔樵不通”,生活艰难,有的也就投向倭寇。所以,嘉靖二十年(1541年)后“海禁愈严,贼伙愈盛"。这样,就造成“江南海惊,倭居十三,而中国叛逆居十七”的情形。 嘉靖时期的倭寇事件,使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,“海禁”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,也不能防止倭寇。“片板不许下海,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;货不许入番,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”。
因此,明朝政府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士主张开放海禁,发展海上贸易。认为“华夷同体,有无相通,实理势之所必然。中国与夷各擅土产,故贸易难绝,利之所在,人必趋之”。 所以到明穆宗隆庆时,明朝政府就开始取消"海禁”,这就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