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武圣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将领你知道哪些？
王不过项，力不过霸，将不过李，拳不过金
王不过项，是指楚霸王项羽，霸王身长八尺，力能扛鼎，后辈对其也是称赞不断。
力不过霸，隋唐第一好汉李元霸，力大无穷，不过这是小说的人物，真实历史并非如此，原型李玄霸，也并非猛将。
将不过李，晋王李克用的养子，十三太保，战必克攻必取，唐末第一猛将。
拳不过金，是指北宋第一拳术大师，金台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武学第一人，民间赫赫有名的周桐，有传言就是金台的弟子。
以上皆为野史小说居多，不过不可否认对当初的我吸引力是很大的，孩童时期，枯燥的纯历史，没几个人能看得下去，相反，说岳全传，雍正剑侠图这种评书的形式更吸引人。
下面说说所谓正史的历史名将:
一，霍去病。
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古代将领之一，突袭战的创始者，两战成名，一战解决中华民族的北方威胁，封狼居胥
卫青的外甥，西汉名将，用兵灵活，不拘古法，少年成名，十九岁取祁连山，这是华夏政权第一次占领河西走廊，从此得以开辟丝绸之路。
可惜自古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，霍去病英年早逝，病逝时享年二十四岁。
二，白起。
别名公孙起，熟知兵法，善于用兵，人称“杀神”，坑杀赵兵四十万，为秦国统一六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，后因功高震主，得罪应候，不断被贬。
白起与廉颇，李牧，王翦并成为战国四大名将，后位列武庙十哲！
我不想非得排出前五，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每个著名将领在他的时代都是不可替代的，不同朝代，很难比较，项羽，卫青，班超，孙膑，韩信，马援，岳飞，李靖，徐达。
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越是乱世，名将越容易建功立业，单单一个三国，五虎上将，五子良将，“上将潘凤”，“零陵上将邢道荣”，数不胜数，春秋战国，东西两汉四百多年，隋唐，五代十国，宋元明清，实在很多英雄事迹流传千古，没有最强的，只有个人最喜欢的。
水浒传中柴进这么有钱了为何还要上梁山？
在柴进之前落草的梁山好汉，基本上是下层人士居多。山上官职最高的人，是青州指挥司统制秦明，最有钱的人则是扑天雕李应。这俩人要么不富，要么不贵。而如晁盖、穆弘等，大概就属于土财主之类了，严格来讲，都算不上“富贵”之人。这些人当中，谁也比不了柴进。他们上梁山落草，总还有说得通的理由。
那么，身份显贵，家财丰裕的柴进，为何也步其后尘，上梁山做了草寇呢？
柴大官人富贵非常柴进在《水浒传》中到底多有钱，可以从其排位顺序来粗粗了解一下。在梁山的三大财主中，卢俊义的财富算得上是河北一绝。扑天雕李应也非常富有，但在独龙冈三个大户中，不敌祝家庄。宋江曾说：“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”如果是李应的家财也达到了祝家庄的程度，祝彪便不敢小觑他。所以，李应的排位离卢俊义较远，居第十一位，与其对梁山泊的初始贡献有一定关系。
柴大官人的富有，应当不输于卢俊义。卢员外的财富却来得恨不明白，书中没有一笔提到卢家祖业是什么，靠什么成为大名府头号财主的。“积祖富豪门”，是那首赞卢员外的《满庭芳》讲的，是不是出自施耐庵的手笔，疑问很大。假如卢员外真的是祖上就积累了丰厚的家财，冠绝河北，难道大名府没有一个人知道？
所以，有理由怀疑，梁山第一富豪并非卢俊义，而是小旋风柴进。卢俊义之所以高居榜眼，并非其财富超过了柴进，而是对于梁山泊的重要性。此人绰号“玉麒麟”，象征可以制服照夜玉狮子的神驹，是梁山泊军力的保障。因而，柴进才是水泊第一大财主。
柴大官人的巨额财富来历清楚，与他高贵的身份有关。
在卢俊义、李应之间，柴进排名第十，高扑天雕一位。李应上应天富星，说明其身家不菲。而柴进不仅财富能比下李应，此人上应天贵星，不仅富而且贵。富贵本是一体，但富不一定贵，与柴进相比，李应更像一个“土财主”。而柴进则有非常显赫的身份，大周柴世宗的后人，龙子龙孙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。
《水浒传》第七回“柴进门招天下客，林冲棒打洪教头”中，这样介绍柴大官人：
这村中有个大财主，姓柴名进，此间称为柴大官人，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，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。自陈桥让位，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，谁敢欺负他?
柴进的财富是实打实的，江湖上广为知晓。同是河北人氏，卢俊义假若比柴大官人还有钱，怎么一个人都不知道？
因为是大周皇帝的后人，赵氏皇帝对这家人有很高规格的优待，不仅许以富贵，还颁发了誓书铁券，保其平安。可想而知，柴进在沧州道上发点财是轻而易举的。
如此富贵，根本是不可能上山做强盗的。梁山作乱，原本是流民聚义，是失去生计和江湖黑道，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之人的避难所。柴进这等身价，岂能上山做贼？但是，柴进就是上了梁山，而且，高居第十名，掌管着梁山钱粮，活脱脱的“伪财政部长”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柴进到底有没有誓书铁券赵匡胤陈桥兵变，夺了柴家的江山，但却对柴世宗后人似乎还比较优待。据陆游《避暑漫抄》记载：宋太祖篡了后周天下，于建隆三年（公元962）密镌一碑，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，谓之誓碑。这块誓碑是什么呢？陆游说：
（碑）誓词三行：一云“柴氏孙子有罪不得加刑，纵犯谋逆，止于狱中赐尽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连坐支属”。一云，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。一云“子孙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”。
此碑用销金黄幔蔽之，门钥封闭甚严。因敕有司，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，谒庙礼毕，奏请恭读誓词。由于每次偈庙拜碑之时，皇帝只带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前去，因而，谁也不知道这块碑上刻的是什么。直到靖康之难时，金兵打破汴京城，才揭晓了石碑的秘密。
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也讲过这件事：“太祖勒石，锁置殿中，使嗣君即位，入而跪读。其戒有三：一、保全柴氏子孙；二、不杀士大夫；三、不加农田之赋。呜呼！若此三者，不谓之盛德也不能。”
“誓书铁券”原本也不是特别稀奇之事，皇帝赏赐给功臣、元勋颁发“铁券”，赏赐其某种特权，自汉高祖时就有。柴家是否得到过“誓书铁券”，正史上没有记载。
但是，《宋史徽宗本纪》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，佐证了《水浒传》中所写的柴家情况：“（重和元年，公元1118年）诏：周柴氏后已封崇义公，复立恭帝后以为宣义郎，监周陵庙，世世为国三恪。”宋徽宗颁此诏书的第二年，梁山好汉开始聚义。
施耐庵把“誓碑”，宋徽宗对柴家的优待等等历史线索结合在一起，“颁发”给柴进一个誓书铁券，也是讲得通的。
有此特权，又拥有河北第一富豪的身价，柴进为什么还要上梁山呢？按照“誓碑”的约定，这等谋逆之罪，还是要被赐死狱中的。难道柴进真的不怕死吗？
柴进的确蓄意谋反
接着《水浒传》的故事往下讲。林冲在沧州道上的酒店中，打听到柴大官人家中藏有“誓书铁券”。那店家还说道：“（柴进）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，三五十个养在家中，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：‘如有流配来的犯人，可叫他投我庄上来，我自资助他。’”
招接天下好汉，可以说是柴进好客，爱慕英雄好汉。但是，鉴于其家族的特殊身份，这一条则是很招人耳目的，招天下好汉干嘛？是不是想谋反呢？不仅招接天下好汉，还特别叮嘱四邻近舍，放出话去，资助流配来的犯人。
流配犯人中，自然有林冲这样被人陷害的好汉，也有作奸犯科的官府甚至朝廷罪人。柴进这样干，绝对是专一与官府甚至朝廷作对，反心昭然若揭。
柴进资助过武松、宋江，这两人都有人命官司在身，虽然武松所打之人后来并没有死，但投奔之时，确实是杀人在逃嫌犯。柴进大大方方的以誓书铁券为挡箭牌，官府没奈他何。
当年，杜迁、王伦也曾来投奔，这二人先后上了梁山做了草寇强盗。柴进不仅没有跟他们一刀两断、划清界限，还继续资助他们造反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柴进自己也说道：“那三个好汉，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，打家劫舍；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，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，他都收留在彼。”
估计，很多做下弥天大罪的人，都是柴进推荐上山的。
不过，金圣叹先生很看不起柴进，说他有贼心没贼胆，想谋反又偷偷摸摸的不敢真刀真枪的干。因而，当林冲杀了陆谦、富安、管营差拨，实打实的得罪了高太尉。大军草料场又被烧掉，林冲的罪恐怕比柴进说的“弥天大罪”要大得多。于是，柴进胆怯了。
仰缉捕人员将带做公的，沿乡，历邑，道店，村坊，四处张挂，出三千贯信赏钱，捉拿正犯林冲。看看挨捕甚紧，各处村坊讲动了。
风声未起之时，柴进把林冲收留了五七日，官府下大力气缉捕，林冲便要另投他处。林教头话刚出口，柴进便立即接过话头，说：“既是兄长要行，小人有个去处，作书一封与兄长前去。”
柴进想谋反，但他很害怕被投进监牢，然后被赐自尽。所以，才不敢亲自动手，暗暗的搞些小动作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。柴进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柴进本应叫“郭进”赵匡胤虽然优待柴家，立碑以誓。但是，柴家人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。原来，后周是郭威灭掉后汉，一手开创的五代时期的王朝。因为郭威无子，便把柴荣收为养子，并把皇位传给了他。因而，柴荣早就叫“郭荣”了。那么，郭荣这一支的后人都应当姓郭而不是姓柴。
《水浒传》所写的柴进，很明确的就是周世宗郭荣的嫡派正脉。以此而论，柴进就应当叫“郭进”。
宋太祖把郭进恢复本姓，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周世宗的合法性，把自己策动陈桥兵变、夺取义兄江山的行为搞得更合理一点。既然郭荣改为柴荣，柴进的皇室身份也等于早就被剥夺了。搞个“誓碑”虽然客观上对柴家有利，实在是告诫自己的子孙们，别让柴家有翻身的机会，他们早就不是龙子龙孙，咱们得来的江山不是姓柴人家的。
所以，柴家人自宋太祖时就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优待，反倒是在黄袍加身后，冲到皇宫，质问年幼的柴宗训（应为郭宗训），这个坐在皇位上的孩子是谁？多亏潘美等人的劝阻，柴宗训才保得一命。太祖开宝六年(公元973年)逝世，享年20岁。此后，柴家待遇便逐年衰减，这才有了宋徽宗专门为柴家下诏的事情。
《水浒传》第五十回“李逵打死殷天锡，柴进失陷高唐州”，便写了柴家在徽宗时期的真实遭遇。高廉不过只是一个知府，却有高太尉为后盾，其妻舅便敢强占柴家花园。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为此被活活气死。
柴进叔叔的名字很有讲究，就是“皇城”。这样的“皇城”竟然抵挡不了一个地方恶霸的冲击，施耐庵以此隐喻了宋太祖无理强占郭家“花园”这段历史。因而，柴进的不满是有道理的，结交天下好汉，专一厚待官府的配军犯人，其实是对大宋王朝的不满。而“誓书铁券”与“誓碑”一样，不过是赵氏提醒自己，打压，甚至是轻慢柴家的一种道具。
施耐庵对此事颇为不满，便在《水浒传》中，“颁发”给柴进丹书铁券。为什么说施耐庵对赵匡胤对待柴家不满呢？
施耐庵有意改编了柴进的故事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的柴进，只是与杨志、孙立、李进义、燕青等人一样，是押运花石纲十二指使中的一人。这十二个指使中，十人按期把花石纲运抵了汴京，杨志却独自留在颍州等候久久未到的孙立。
因为天降大雪，杨志进退不得，用尽了盘缠，便去集市上变卖宝刀。集市上的一个恶少纠缠杨志，被青面兽一刀杀了，因而发配卫州。押解途中，遇到了孙立。病尉迟赶紧前往京城，集合了其他十个兄弟，杀了解差，前往太行山落草。晁盖劫取生辰纲后，便邀请他们一齐到梁山聚义。
这个柴进，早就造反了。
但是，到了施耐庵笔下，因为这个人物恰好姓柴，便把他写成了《水浒传》中的柴进。小旋风柴进不仅从押运生辰纲的指使，变成沧州道上的一霸，还赋予他丰厚的财富、特殊的身份。
施耐庵之所以如此改写柴进，得从“楔子”中找答案。
《水浒传》一开篇，施耐庵就讲明了自己的创作主旨，“评议前王并后帝”。因而，便从宋太祖开评，对北宋皇帝挨个点名。书中的“九纹龙”，指的就是北宋九代皇帝。在写到宋太祖赵匡胤时，施耐庵说他是天上“霹雳大仙”降世，结束五代纷争，开创了北宋太平世道。对这一件功绩，施耐庵很是认可。
但是，写着写着，施耐庵就开始抨击了。宋太祖是“霹雳大仙”下凡，夺了后周的天下。但施耐庵却没有说是后周失道，而只是说赵匡胤结束了“纷纷五代乱离间”这个时代。而宋仁宗这个“赤脚大仙”却放走了妖魔，开始失道。那么，九天玄女找宋江“替天行道”，也应当如赵匡胤那样，结束妖魔纵横的乱世。
结束北宋徽宗时代，世道回到哪里去呢？施耐庵认为，后周世宗才是一代英主。不过，到了柴进这一代，便掀不起大风浪了，只能刮一阵小旋风而已。
柴进本应叫“郭进”，历史上的郭家，早就被剥夺了皇室身份。柴进不满而起谋反之心，但却只是“小旋风”，掀不起大浪。在进一步受到欺凌时，“皇城”再度遭到打击，柴进等于是被“逼”上了梁山。因为他此前与梁山好汉多有交情，也为他上山落草提供了可能。更因为施耐庵有意塑造这样一个角色，为自己反皇帝的主题服务，所以，借助这个人物，表达对赵宋表面上优待、实则剥夺打压柴家这等虚伪嘴脸的强烈不满。也大有讥讽北宋得国不太地道，必将遭遇比后周更难堪的结局——“二龙戏水”、坐井观天。
柴进上梁山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。与所有的好汉都不太一样，是对北宋皇朝最深刻的抨击，更是施耐庵“反皇帝”创作主题的一种委婉表达。
为什么有的皇帝称他庙号？
谥号（这里仅指帝王谥号），是中华文化圈之内所特有的一种对先代帝王生平事迹功过的评定、概括方式。根据帝王生前行为及功业、品德、才能，由后世嗣君或者臣子给予其或褒或贬或同情或哀悼的称呼，这个称呼就叫做“谥号”。
谥号法形成于西周时期，在共王、懿王在位时趋向于完善。西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国君皆采用这种谥法制度，周天子及诸侯外，各国卿大夫们也都可以获得谥号。
战国末期，秦国强盛，经过六世开拓攻伐，终于在始皇帝手中消灭六国、一统天下。始皇帝自认“功盖三皇、德超五帝”，不宜再使用“王号”，所以取三皇五帝之名，自称：皇帝。
同时，始皇帝认为谥号之法是“臣议君、子议父”，有损帝王威严，于是下诏废除了实施近八百年的谥号法，另以数冠于帝名前，自己以下，大秦君主称为二世、三世，以至万世，绵延无绝期。结果讽刺的是，始皇帝死后，仅仅三年，强大的秦国灭亡，君主世系也只到三世而已。
汉高帝夺得天下、登基称帝后，重立谥号法。后世诸代帝王皆循汉制，以谥号评定先帝功业过失。而两汉均标榜以孝治天下，历代汉室皇帝，除高皇帝是开创社稷、单谥“高”；光武皇帝中兴汉家，谥“光武”之外，其余诸帝均于谥号前加“孝”字，再无例外；如：孝文皇帝、孝宣皇帝、孝明皇帝、孝桓皇帝等。
两汉之后，中原历经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诸代王朝，均忠实遵循了帝王谥号简单朴实的原则，皇帝谥号仅以一二字概括描述，如：魏文帝、晋武帝、齐高帝、（北）魏孝文帝、（北）齐文宣帝、隋炀帝，等等。
至唐立国之初，依旧延续了这种朴实风格，高祖李渊初谥号为“神尧”，太宗李世民初谥号为“文”，简简单单，一目了然。如果按照之前的传统，那么我们将称李渊为“唐神尧帝”，称李世民为“唐文帝”，也很简便。高宗李治继位之初，联合支持自己的皇后武氏，消灭和削弱了诸开国老臣及宗室贵族对于皇权的严重威胁，皇帝和皇后联合掌握大权。
武皇后在稳固权力后，向高宗李治建言，先帝太宗皇帝的谥号“文”，并不足以表达其一生文治武功之辉煌、德业功勋之高尚，嗣皇帝的尊崇和孝心也无法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应追加美谥，以示景仰、尊崇、礼敬。
高宗对于父亲一直是仰慕尊崇有加，对于皇后的提议自然没有任何反对理由。于是，唐上元元年（674年），高宗给父亲追加谥号“武圣”，合称为“文武圣帝”。
而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个新谥号，标志着中华谥号法从简单古朴向繁琐拗口的转变，也导致了先代帝王称号不得不从称“谥号”改为以其他形式命名。
如果按照传统谥号称呼，李世民应称为“唐文帝”。自高宗李治在武皇后的撺掇下“孝心大发”、不顾实际情况给父亲加谥后，他的称呼就变为拗口的“唐文武圣帝”，后世之人对于这两种称呼，当然分辨得清孰优孰劣。自然而然地，在平时朝会及普通场合中，臣民们开始只以“太宗”来称呼李世民，而“文武圣帝”的谥号，只被用在朝廷重要大典及四时祭祀场合中，这样也方便了包括皇帝皇后在内的所有人。
高宗李治死后，武皇后为表现深切怀念、及对丈夫功业辉煌一生的高度赞扬，于是上谥“天皇大帝”给高宗，高宗因此得到了“唐天皇大帝”这一更加显得繁琐的谥号。二十年后，称帝又被迫退位的武氏去世前，遗命儿子李显给自己上谥号“则天大圣皇后”。
高宗李治夫妇俩在尊谥行为中的无厘头操作，让后世子孙无所适从，深深地陷入对先帝谥号欲减不能、欲尊抓狂的境地里，日后给先帝们的祭祀，都不知道如何称呼，越来越别扭。
而且为表示自己的孝心，后继的唐代皇帝纷纷效仿高宗夫妇，将历代祖先的谥号继续追加，越来越长。玄宗李隆基即位后，再一次追加高祖李渊谥号“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”、追加太宗李世民谥号“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”、追加高宗李治谥号“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”，在无原则、无底线地尊崇祖先路上越跑越偏。
而这浮夸阿谀的风格，被唐之后的历代王朝全部继承，导致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皇帝谥号越加越多，零零碎碎；只要能搜刮到各种好字、好词（前提是和其他先帝谥号不重复），都一股脑加到先帝的谥号里，十多个字的谥号只是起步标准。
最后在清朝，皇帝谥号终于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：“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”，一共二十五个字，是中华皇帝所有谥号中最长的（国外还有长的，这里就不再举例了）！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，拗口、繁琐、冗长，完全失去了谥号法建立之初的“评价分析、盖棺定论’作用，完全沦为后世子孙对于先帝无原则的谄媚、浮夸、吹捧之体现。我们回到之前，在介绍唐初谥号由简趋繁的过程中，曾称呼李渊“高祖”、李世民“太宗”、李治“高宗”；而这“高祖、太宗、高宗”就是帝王们身后的另一种称呼--“庙号”。
庙号，在中华文明史上比谥号还要悠久，商代早期即已形成雏形。商代帝王建有祭祀先祖的宫殿，称其为“太庙”。那些对国家（或者建国之前的商部落）立有大功、值得后世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，就会把他的名字刻在石碑（或者木牌）上，供奉在太庙内，单独立庙，使其享受子孙祭祀、崇拜。
当然，直接刻先王的名字肯定不行，那样显得对祖先不敬，于是子孙们给他们特别追上一个称号，作为在太庙中的名号，加以代指，这个名号即称：“庙号”。商初建太庙、祭祀先王时，庙号称呼只有四种：创基立业者授予“太”（太祖汤、太宗太甲）、功勋高者授予“高”（高祖王亥、高宗武丁）、得以世代祭祀者授予“世”（世祖盘庚、世宗祖甲）、中兴国家者授予“中”（中宗太戊，一说祖乙）。另外，庙号遵循“祖有功而宗有德”的标准，先王们某祖或某宗的称呼，皆因此而定。
中华历史上，第一个有庙号的帝王是商开国之王汤（成汤），他的庙号是“太祖”。而第一个有庙号的“君主”，则是汤的祖先、尚未代夏立国时商部落的首领亥（王亥），他在汤代夏建立商朝后，被汤追上庙号“高祖”。
商末年，周武王灭商，建立新兴的周王朝。他没有保留商代庙号制度，而是自创谥号法，所以历代周代天子仅有谥号而无庙号。
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，认为庙号和谥号一样是“子议父、臣议君”，所以将谥号废除，庙号也没有恢复。在近千年的时间里，庙号消失于中华文化之中。
汉高帝刘邦在秦末乱世中脱颖而出、夺取天下、建立汉朝后，接受儒生博士的建议，恢复各种古礼，用以规整仪制，其中谥号、庙号制度都被恢复。自汉之后，庙号在后世各王朝中延用了两千年，直至清亡。商以及两汉时期，国家对于授予先王（帝）庙号极为严谨慎重，按照‘祖有功、宗有德’的原则，那些确实立下大功业、值得后世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（帝）们，才会被特别追上庙号，永远于太庙中单独立庙祭祀。
商十七代三十位商王，包括追尊的，只有七人获得庙号。商朝太庙内规制严整、肃穆有序，实为后世王朝庙号制度楷模。而西汉十二帝、东汉十二帝，有庙号者仅仅八人：刘邦以建国大功上庙号太祖（后世称呼刘邦汉高祖其实是受到了史记中记载的左右，是不对的。第一个真正上高祖庙号的皇帝是曹丕）；刘恒以安定国家、仁孝爱民被上庙号太宗；刘彻以开拓疆土功业被上庙号世宗；刘洵以中兴国家、发扬光大被上庙号中宗；刘奭以好学、守成被上庙号高宗（这个勉强，东汉立国时被削去庙号）。而东汉诸帝，只有三人的庙号得以保留：世祖刘秀，显宗刘庄、肃宗刘炟。其余如刘祜的“恭宗”、刘保的“敬宗”、刘志的“威宗”，虽然一度获得庙号，但都在汉末董卓当权时被废除。
同时，为了不致王朝享国久远导致在太庙中被祭祀的先王（帝）们越来越多，造成拥挤（牌位拥挤），庙号制度还特别规定了“祧庙”原则，即太庙中先王（帝）庙达到一个最高数量（一般是七至九代），就要毁去没有庙号的先王（帝）单独宗庙，在太庙内别殿合并祭祀。这也是考虑到如果把诸先王（帝）在太庙中的单独宗庙都留下，时间久了，太庙内诸王（帝）庙越来越多，导致后世子孙祭祀繁琐不说，礼制上也不甚严肃。所以初建时的庙号制度规定了太庙中单独立庙帝王的数量，以便于后世子孙祭祀。（当然，庙号制度最终还是像谥号一样，被后世帝王的私心作祟给玩坏了，几乎无帝不上庙号，太庙中牌位摆的密密麻麻，七庙或者九庙的原则不再被严格遵守。）
但自魏始，庙号制度被逐渐破坏，“降及曹氏，祖名多滥”，“非建立大功、德化天下者不得立庙号”的规矩不再被严格遵守。除非是亡国之君、或者因政变被废、被杀者，只要是皇帝，无论功业如何、品性优劣与否、才干是否卓越，统统都会在身后被嗣君（或者权臣）上庙号，以示尊崇，实在太不严谨。
而在东晋十六国混战、中原大乱时期，北方后赵、前燕、后秦等割据政权君主，庙号几乎无不称祖，有如儿戏一般。这就不是不严谨，而是贻笑大方了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各家王朝先后更迭，享国都不是很长，皇帝人数也不多，所以太庙里面没有遇到过诸先帝单独立庙过多的问题。大多王朝不过传承四五代，社稷就被权臣所篡，走向灭亡，同时王朝的太庙也被废弃，先帝祭祀问题没有人再考虑，使得太庙内庙号过多问题没有显现。
接之前所述，自唐高宗李治之后，谥号法被改得面目全非、变得越来越长，已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承担起他本身的职责。而庙号虽然泛滥成灾、几乎帝王们人人都有，但是却因为一直保持着简洁、短小精悍的特征，没有重蹈谥号越来越长的覆辙，因此取代了谥号的地位，成为唐之后各朝朝野称呼过世皇帝的主要方法了。
所以自唐代开始，皇帝们的称呼就变成了“唐高祖”、“唐太宗”、“唐高宗”；而不是之前历代王朝的“汉武帝”、“魏文帝”、“隋炀帝”。庙号的选字虽然不同于“谥号”、有着强烈的“盖棺论定、评定功过”色彩，但也含有类似于谥号所代表的部分褒贬同情讽刺之意（当然，有的不完全一样，比如“武”字，用在谥号，就是褒扬赞誉、非功勋卓著者不用，用在庙号，就是明褒实贬、甚至讽刺了。）
综合以上所述，自唐以后，庙号因为其简便洁，方便的特点，取代了谥号，成为对皇帝（去世皇帝）的日常称谓。而为了方便起见，所以每个皇帝都要上庙号，以为代称。
这也导致了唐以后诸王朝，只要不是政变被废被杀，皇帝们个个有庙号。唐朝二十一帝，只有废帝唐隆帝李重茂没有庙号，其余个个都有（武则天除外，则天这个名字，比庙号还牛），唐朝太庙内摆满了历代先帝们的神主牌位，简直是人满为患。宋元以降，庙号发展到连数岁的幼儿皇帝都有（宋端宗、元宁宗），甚至末代皇帝也有（元惠宗、明思宗（怀宗、毅宗））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庙号制度发展到了泯然众人、甚至庸俗无趣的地步。如同谥号一样，庙号也失去了原有给先帝评定功德、品行、才干的最初作用，沦为臣子奉承、阿谀皇权的形象工程，远远没有了最初的积极意义。
而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建立明朝起，就规定了“一帝一元”制度，后世皇帝一生只使用一个年号，不再中途改元，这一制度也被清代皇帝所遵循。
于是，明清两代皇帝，基本上只拥有一个年号（只有明英宗因夺门之变重登帝位而有正统、天顺两个年号，清太宗因弃汗位称皇帝改元从而有天聪、崇德两个年号）。后世影视文学艺术作品中，终于可以用年号来区别称呼在世皇帝、而不再犯皇帝在世时，就以谥号、庙号来称呼他的原则性尴尬错误，也算为谥号、庙号法拾遗补漏了！
DNF武神二觉技能名字？
散打50级一觉叫武神，85级二觉叫极武圣。
街霸50级一觉叫千手罗汉，85级二觉叫暗街之王。
散打50级一觉叫武极，85级二觉叫极武皇。
柔道家50级一觉叫风林火山，85级二觉叫宗师。
气功师50级一觉叫狂虎帝，85级二觉叫念皇。
武神二次觉醒为圣武者…可学习EX武神强踢…增加武神强踢的功击力…主觉醒为弑神击…用拳、肘、腿三次功击…每一击都可以给敌人造成极大伤害！“拖泥带水果然不是你的风格。”风振语
